清朝初年精锐部队巴牙喇军制度详解

巴牙喇，满语中作bayara，为后金兴起之初的精锐部队。后来逐渐演变，大部分归入了后世所谓“护军”的军种，另有小部分成为“前锋”。但是，关于清入关前早期的巴牙喇部队情形，编制记载多有混乱，而且存在着许多认识误区。在这个问题上，日本学者阿南惟敬曾有《清初バャラ新考》一文，收于日本甲阳书房刊《清初军事史事论考》一书中，对此作过一番详细的考辨。但是，有几个问题，似乎仍然没有完全说清楚，因此作一小文补充探讨一下。


首先，巴牙喇兵究竟属于国家的军队，换句话说是八旗公有的军队，还是后金各王、贝勒私有之部队，即所谓亲丁？从清方史料，如《实录》、《老档》等来看，巴牙喇之编成还是按照后金通常的做法，以每牛录抽若干丁所组成的，应该说还是属于国家的编制。在这里，必须把巴牙喇（护军）和所谓“虾”，即护卫区分开来，后者才是真正意义上各王公大臣自己的私人军队。关于护卫的编制，皇太极后来说：“向来各旗挑选护卫之数，或多或少，未有定制……朕酌定额数，每一旗下选护卫二十员”（《清太宗实录》卷37）。这是崇德二年之事，由此可以看出，早期的护卫数没有一定，凭各个旗主随心挑选，若抽调人丁过多，势必影响牛录本身对国家之义务，如抽甲、应役等。因此皇太极后来定制，每旗20人，八旗共160人，应该说只是很小一部分的亲随。在一些史料和论述中，有时把护卫和护军给弄混了，从而得出了值得商榷的结论。


但巴牙喇兵确实有时候也起到护卫的作用，特别是巴牙喇其中的精华，即史料中所称的“白巴牙喇兵”。除了担任哨探、前锋等任务之外，这些部队更多地跟随在各王公大臣身边，也起到巡视保护的作用。从《满文老档》的记录来看，跟随在大汗，即努尔哈赤或皇太极身边的称为“白侍卫巴牙喇”，而跟随各旗旗主贝勒等贵族的则称为“白随侍巴牙喇”。


除了白巴牙喇兵之外，天命年间还有红巴牙喇兵。按《老档》，天命八年出兵之时，每牛录抽一百甲，其中10人为白巴牙喇，40人为红巴牙喇，50人为黑营。这三种编制究竟对应于后来的什么兵种，其演变发展的关系如何，是一个众说纷纭，迷雾重重的问题。现就此稍作一番考释。


如果从字面上理解，似乎巴牙喇合计有每牛录50名，占了总兵力的一半。那么，它和后来的护军营有什么关系？是否所有的白、红巴牙喇都被并入了后来之护军当中？这就首先要弄明白其中的大头——红巴牙喇是什么样的军种。


所谓“红巴牙喇”，按满语直译过来应该是“红护军”，不过在《太祖武皇帝实录》，《太宗实录》等官方文书中又称为“红甲护军”，或者“红号巴牙喇”。按此，似乎红、白巴牙喇之不同当体现在甲胄、军号颜色上面。在整部《满文老档》中，“红巴牙喇”的名称总共出现过7次，但是全部是在天命时期（有1次是在皇太极时期，但叙述的还是天命年之事）。最早是在天命四年发兵攻开原之前，《老档》记：


“统辖绵甲兵之牛录额真、五牛录额真；统辖红巴牙喇之牛录额真、五牛录额真、梅勒额真、固山额真、总额真，尔等应监视军士攻战尽力与否……”


按，绵甲兵即所谓敖尔布兵，披绵甲作战，主要用于攻城战之中，后来沿袭到汉军中为一独*立兵种。除开它不论，由此条记录可见红巴牙喇兵乃当时作战之主力，且其编制规模庞大，领军之人级别一直到最高级的固山额真，总额真。天命六年攻沈阳时，又有右翼四旗之红巴牙喇兵不等绵甲取到，即前进灭敌之记录。但是，从种种迹象来看，红巴牙喇兵只能说是八旗主力，但很难说是其中真正意义上的精锐，从它在每牛录披甲数中几乎占了一半可知。真正的精锐之兵，应该是所谓的“白巴牙喇”，这从以下两者的待遇不同中可见一斑。


天命六年，努尔哈赤进行赏赐，将八旗各兵种划定了不同的赏额标准，这一记录见于《满文老档》p184。但是，中华书局版的《老档》译本却没有按满语原文进行翻译，而是照搬了乾隆朝抄录《老档》时，史官在章节最后所做的签注。但这一签注不但文意费解，更和满文原意大相径庭，且乾隆朝抄录时，又多点了一个逗号，最后变得面目全非。但此段记录对于理解后金之兵种等级十分重要，必须翻译清楚才是。现对照满文原文、日本东洋文库版《老档》及辽宁大学《重译满文老档》，重新整理如下。这次赏赐的标准实乃：


前4等：总兵、副将、参将、游击。
第5等：牛录额真（nirui ejen）、备御（beiguwan）、白巴牙喇纛额真（?anggiyan bayarai kirui ejen）、备御衔巴克什（beiguwan i jergi baksi）。
第6等：白侍卫巴牙喇（?anggiyan hiya bayara）、代子备御（daise beiguwan）、绵甲人（olboi niyalma）。
第7等：白随侍巴牙喇（?anggiyan giyajan bayara）、红巴牙喇首领（fulgiyan bayarai uju）、管牛录千总（niru bo?oro ciyandzung）、千总衔巴克什（ciyandzung ni jergi baksi）。
第8等：披甲人（uksin i niyalma）、未携甲而来（uksin gajihakū jihe）、徒步的末等的披甲人（yafahan dubei uksin i niyalma）、骑甲（morin uksin）。
第9等：无甲之步行跟役（niyereme yafahan kutule）、有骑的（跟役）（morin yaluhai）。


以上可见，白侍卫巴牙喇排在第6等，白随侍巴牙喇排在第7等，但是，“红巴牙喇”不见踪影，只有一个“红巴牙喇首领”同样排在第7等。不过很明显的是，既然红巴牙喇的首领只能名列7等，那么显然，红巴牙喇本身只能是第8等级，也就是属于“披甲人”、“徒步末等之披甲人”、“骑甲”中的一部分，仅比跟役略高而已。由此可以认为，所谓“红巴牙喇”只是名称有所不同，实乃和普通披甲人相差不大。


当时，明朝及朝鲜曾有不少人风闻巴牙喇乃奴酋之精锐云云，加以考察，似乎许多指的是白巴牙喇兵。如《李朝实录》中郑忠信所说：“别抄者，着水银甲，万军之中，表表易认。行则在后，阵则居内，专用于决胜”。按，别抄即巴牙喇，从其“着水银甲”的描写来看，似乎单指白巴牙喇兵。明朝的陈仁锡也有一番论述，《无梦园集》说：“号巴言者好汉也”，又注说“又有号红巴言者，最精健”。据此，似乎红巴牙喇乃最精锐之兵？但是，红巴牙喇肯定不如白巴牙喇精锐，陈氏可能误记。他在后面又说：“（奴）牛录三百六十……红巴言三千有余”。按，后金当时之牛录最多也就200多，陈氏的牛录数字应当有所夸大，但是从兵数来看，红巴牙喇每牛录40人，怎么也有上万之众，而白巴牙喇每牛录10人，则似乎与陈氏所言“三千有余”吻合。因此推测陈仁锡可能把颜色搞混了，他在此描述的实乃精锐部队——白巴牙喇兵。


但是，以上还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问题。关键在于，到了努尔哈赤后期乃至皇太极时代，“红巴牙喇”的称呼完全从史料中消失了，而“白巴牙喇”仅在皇太极初年还有见到，之后也完全不见，仅留下“护军”或“巴牙喇”这一笼统的称呼。那么，无疑在这期间，后金军的编制发生了某种变化。问题是，原来的每牛录40个“红巴牙喇”究竟去向何在？


从史料的蛛丝马迹中，笔者认为，当时的变化应该是这样的：至迟在皇太极登基之后，红巴牙喇的编制被整个取消了，其绝大多数被划为了普通的披甲人，仅留下每牛录10余名白巴牙喇。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白”字也不用了，单以“巴牙喇”或“护军”统称之。后来在划定兵种之时，巴牙喇又分为前锋和护军两个不同的兵种，由此一直延续到入关之后。


对此最有力的证据在于，皇太极时期的“护军”绝没有每牛录50人那么多，而最多10余人，正好和努尔哈赤时代的白巴牙喇差不多。首先，翻遍入关前之记载，从没有见到皇太极在哪次战役中一次性出动每牛录超过10个护军的。其次，天聪八年征明时，后金作了很明确的分配：每牛录护军8名出征，护军2名留守（《清太宗实录》卷18）。显然可以证明当时的护军总数正好是每牛录10人，再加上每牛录约2人的前锋军，其初年的巴牙喇总数当然是每牛录10余名了。而松锦之役后，皇太极先带了少数护军回沈阳，随后又令多尔衮将前锋、护军、骑兵等分为两班，一半驻守，一半回京。其驻守之护军为每牛录4人（《清太宗实录》卷59）。由此推算，也可证明当时后金护军数确为每牛录10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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