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朝的怀旧

                                            
     不管是金国还是后来的清朝，这两个朝代都是由女真人建立的王朝，女真作为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渔猎民族能够两次崛起并入主中原建立王朝真的可以说是不可思议。而在这一前一后的两个女真王朝的历史上都有这样的一个君王去王国初兴的故地进行探访，希望能够找出解决王朝所面临困境的办法。一位是金世宗完颜雍，一位是清仁宗嘉庆帝。
                                                                          
      金世宗是金国第五代皇帝，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孙子，金世宗在乱世中继位，早期跟着完颜兀术征讨南宋，继位后先后平定北方的契丹民族大起义和南宋的“隆兴北伐”，逼迫南宋签订了“隆兴和议”。使得金国在一场大乱之后重新开始休养生息。金世宗也致力于将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之君”，专行仁政，实行文化发展，后人称之为“小尧舜。”但是金世宗跟海陵王的不同在于，金世宗对海陵王的全面汉化有很大的抵制，金世宗有一次曾经跟臣子说过：“亡辽不忘旧俗，朕以为是。海陵习学汉人风俗，是忘本也。若依国家旧风，四境可以无虞，此长久之计也。”就是说女真族本人要是全面汉化的话对于国家来说是一场灾祸，于是金世宗在“中国天子”和“女真帝王”之间寻找平衡点，此时金国经历了金熙宗和海陵王的汉化，金王朝的国家发展也在不断进行中，国家的不断完善同时有一个问题也在发生变化着，那就是女真人逐渐失去了早年强悍质朴的性格，在进入中原的时候开始染上一些奢华的习惯，甚至连最基本的民族特点，语言，骑射武功都在退化。女真贵族的生活日益奢侈，“酣歌宴乐，惟知声色之娱”。从前纵骑打围，是“国中最乐事也”，现在，他们更喜欢高阁广厦，莺歌燕舞，诗文酬酢，鸟语花香的生活。而进取的锐气，尚武的传统，刚强的性格则渐渐消散了。

       有一次，南宋派遣使者来贺寿，世宗让身边的护卫与宋使比试射箭，结果是一百箭中女真人护卫只射中7箭，南宋使者射中50箭，金世宗见平时文弱的送人都比自己的护卫强大，不禁感到吃惊，曾经的“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以及“耐饥渴苦辛，骑上下崖壁如飞，济江河不用舟楫，浮马而渡”，“百步之外，弓矢齐发，无不中者。胜则整阵而复追，败则复聚而不散。其分合出入，应变若神，人人皆自为战”。等传说几乎消失了，这样下去恐怕祖宗基业毁在自己手中。于是金世宗开始强调女真本位的改革，并且带头示范，加强重视女真人的军事训练，维持女真人的尚武精神，又加强猛安、谋克权力，扩大女真族占有的土地。同时多次发布有关保留女真人旧习、语言的诏令，甚或要求所有皇子必须有女真语名、所有女真官员必须通晓女真语，卫士不准讲汉语。又为了维护女真文化将很多汉语古籍翻译为女真语供族人阅读，
      不仅如此，金世宗还多次去探访女真故地上京，当初海陵王为了迁都燕京将上京摧毁，世宗时代又破土动工重建，以树立女真人的精神圣地。在1184年，60多岁的金世宗巡行上京各地，参观祖先战斗过的地方。并且与当地的民众多次商谈阿骨打的事迹，回顾先祖创业的艰难和现在的安逸，金世宗心有所感，要求跟随的女真官员不忘本。在他看来，一切问题都是由于海陵王迁都以后，女真人“濅忘旧风”，丢掉了自己纯朴，率直，刚强的民风和尚武骑射的传统所致。世宗皇帝为了防止金国根基猛安谋克的解体，呼吁女真人必须亲自耕种所分得的土地，并且给予一些优惠政策，可以说，在金世宗的心目中有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状况，国家给女真贵族提供条件，使得那些人能够勤勤勉勉，为国效力，可是今时不同往日，随着基层女真人生活的日益腐化，早就丧失了早期女真人创业时期的勇武精神，世宗皇帝多次呼吁的自耕自种都成为了空喊口号，这些在襁褓中得到呵护的女真战士兵早就蜕变为寄生虫了，而世宗皇帝的乌托邦式的想法也被残酷的现实无情地击碎。金世宗统治时期是金国难得的安定时期，后世称之为“大定之治，”在金国各方面向前发展的繁荣所掩盖的种种社会危机，不仅仅为后来的继承者所面临的棘手难题，也为将来帝国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清仁宗嘉庆皇帝，是清朝入关以来的第五位皇帝，为乾隆帝第十五子。在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的治理，当时的清朝已经进入了衰退期了。在嘉庆帝登基之前的乾隆皇帝可以说是开创了中国古代史上最后的一个盛世了，纵向比，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人口最多、国力最盛的时期。横向比，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称之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盛世，毫不为过。正所谓“国之兴亡，何代无之”没有一个长盛不衰的王朝，在经历了一个最辉煌的盛世之后，清朝必不可少地开始走下坡路。所以说嘉庆皇帝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历朝以来最大的，可是嘉庆的早期生活经历养成了嘉庆帝的性格特点，就是仁厚。
      人口压力，吏治腐败，财政赤字等等问题开始让嘉庆帝喘不过去气来。嘉庆帝痛恨腐败，最大的功绩就是惩治和珅，可是惩治和珅之后嘉庆帝却没有什么很大的深入措施，更拿不出治贪的办法，以致于收效有限，更无以改变朝廷全面性的腐化。而天理教事件以及行人多次闯入宫闱等事让想有一番作为的嘉庆帝是当头棒喝。嘉庆帝很希望能够改变这一情况实现盛世的重现，但是由于土地兼并爆发的白莲教起义彻底地打破了康雍乾所缔造的盛世景象。在平定白莲教的军事行动中八旗军队的所作所为更让嘉庆皇帝雪上加霜，就在这种内忧外患之中，嘉庆帝在1805年率领宗室和重臣，经过艰难跋涉，来到满族的龙兴之地。祭奠了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在陵寝的一些宫殿之中，嘉庆帝看着祖先遗留下来的东西，思考着先祖创业的艰辛，看着今日的天下，感慨颇多。但是嘉庆皇帝不是金世宗，他从小生活在宗法制度社会的那种保守体系之中，认为天下弊政是因为后世子孙违反了“祖制”，埋下王朝灭亡的种子，认为“亡国之君不肯守成”。不仅仅嘉庆帝这么做，他还多次告诫大臣不可提出改革，要谨守祖制，天下出问题不是因为制度不好，而是因为这些制度执行不好，就在这一思想指导之下，整个大清国出现了一种病态社会。虽然嘉庆皇帝对每一个问题的处理都是尽心尽力，既耐心又坚决。二十多年中，他就犹如一个唐吉诃德，一刻不停地和风车博斗，然而却丝毫于事无补。腐败问题没有丝毫好转，政令出不了紫禁城。政府工作作风昏庸懈怠至极，种种离奇之事一再出现。晚年时期，嘉庆皇帝去祭扫东陵，路上兵部尚书突然向他奏报，带在身边的兵部大印不知道被谁偷走了。皇帝大为震怒，部印失盗，不但不成体统，而且也极为危险，试想皇帝外出其间，如果发生意外，皇帝都没办法调兵遣将。皇帝下令调查，调查的结果更让人吃惊：大印居然是三年前就丢了，一直被随从的司员隐瞒到此时。虽然百般鞠问，最后此事仍然没有结果，不了了之。又有一次皇帝出门散步，发现大宫门外居然有人放羊，这些羊群就在皇帝眼皮底下悠然自得地漫步吃着“御草”。宫门鹿角之上，有人乘凉闲坐，不远处树林里有小贩们举行野餐，席地喝酒吃肉。皇帝一追查，原来这些羊是太监们养来换外快的，那些小贩都是太监们的朋友，想来看看皇帝住的地儿是什么样
实际上嘉庆皇帝的二十多年统治，就在这一日日抱怨、迷惑、痛苦、尴尬中过去了。二十多年间，虽然经常心灰意懒，但是他从来没有放松过权柄，一直到去世前一天，还在不倦地处理政务。其实，这种勤奋已经成了一种惯性，成了一种“懒惰”着的勤奋。他弄不明白为什么他越努力，形势就越糟。他不明白他已经在中国历史上找遍了所有药方，为什么还是不见效。越到后来，皇帝越对扭转社会大势丧失了信心，他已经成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表面上，他一天到晚，一刻也不休息。实际上，他已经习惯于不动脑子，让祖宗为自己动脑子。“体皇考之心为心，本皇考之治为治。”只要祖宗说过或做过的，他都依样画葫芦地执行贯彻。到了后来，他的“守成”“法祖”已经升华到如此高度，那就是每天都死按“实录”办事。
      据说有一次，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十月十九日，宫内文颖馆失火。火势不大，内宫太监鉴于天理教血染紫禁城的教训，怕引来坏人混入宫中，没有开宫门命护兵入内救火，而是由太监们亲自扑灭。按理说这事处理得不能算错。可是嘉庆皇帝在八天之后读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九月“实录”，内载乾隆帝规定，凡宫内园庭遇失火等意外之事，即行开门放外边人等进内扑灭。于是皇帝根据这一记载，以违背乾隆指示为由，下旨处罚有关官员。
从亲政初期的伟大，到谢幕时的尴尬，嘉庆的滑落曲线如此令人叹息。在全面盘点嘉庆皇帝的统治时，历史书给出的词汇是“嘉庆中衰”，他二十多年的统治，前面连着“康乾盛世”，紧接其后的，则是“鸦片战争”。正是在嘉庆皇帝的统治下，大清王朝完成了走向万劫不复的衰败的关键几步：腐败之癌由乾隆晚期侵蚀到国家肌体的几个重要器官，演变成了嘉庆晚期的沦肌浃髓，全面扩散。国困民贫交织在一起，大清帝国已经被掏空了精华，成了风中之烛，所以在他之后，昔日不可一世的大清帝国才那么容易地沦为任人宰割的对象。这个辛苦了一辈子的皇帝，后来是作为一个彻底的失败者进入了历史。
      金国和清朝，都是由女真人建立的王朝，应该说女真族是个善于学习的民族，在灭辽朝和北宋后积极结合本民族实际积极移植中原的制度，以君主专制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以农业为中心的经济制度，以重儒为中心的文化制度很快确立，在金熙宗和海陵王时期的大刀阔斧的改革之下有了“大定之治”。同样在清朝，从努尔哈赤到多尔衮，正是因为他们头脑不受束缚，一切判断从现实出发，因势利导，灵活实用，才成功地从东北走到了北京。从康熙到乾隆，也正是在现实精神的指导下，才出现了连续百余年间多次不拘定势的政治创新，生机勃勃、充满进取精神的政治态势，不断生长、修正、完善的制度演变，才导致了康乾盛世的诞生。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在盛世中的光影中却缺乏了那种早期的积极向上的精神，从而变得保守和麻木。实际上在盛世下存在危机是正常的，但是是如何解决它呢？是积极进取还是因循守旧？不管是金世宗还是嘉庆帝对问题多小修小补，政治的颓势终究换来了外来的灾祸，当一个政权不能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那么终究由别人来替你解决，虽然从大背景来说历史是前进了，可是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面对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是如何入面对，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