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镇，亦称方镇，是唐朝中、后期设立的军镇。藩是“保卫”之意，镇是指军镇。唐代朝廷设置军镇，本为保卫自身安全，唐玄宗为防止边倕各异族的进犯，大量扩充防戍军镇，设立节度使，共设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时称天宝十节度。唐玄宗时，开始置有大量的藩镇。例如713年始置幽州藩镇（驻今北京市）节度使与朔方藩镇（驻今宁夏灵武市）节度使。717年置剑南藩镇（驻今四川省成都市）节度使。718年始设置安西四镇节度经略使。至天宝年间，已增至10个节度使(天宝十节度)：河西、范阳、陇右、剑南、安西、朔方、河东、北庭、平卢、岭南节度使。伴随着边地藩镇的设立，府兵制逐渐被募兵制所取代，边地置有大量的精兵，共计49万士卒和8万匹战马屯驻边地。唐玄宗天宝年间，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与部将史思明起兵反唐，连陷洛阳及长安，唐玄宗奔蜀。而太子李亨得朔方将士的拥立而登基为唐肃宗。期间安氏节节败退，原本降唐的史思明又再次起兵反叛。经过多次的动乱后，唐朝接受一些安史的部将的投降，任命他们为节度使。这些节度使以河北三镇为最强大，而且更有反抗中央之心，后来这些节度使自行世袭，又或由兵变自立，中央无法插手，只有追认既成的事实，但这些节度使亦无足够力量叛乱，其余大多节度使也是受唐朝任命。
然而自安史之乱平定后，藩镇便是大唐帝国的三大支柱之一，和中枢的南衙（朝堂官僚集团）北司（控制中央禁军的宦官集团）一起，互相平衡制约，切实有效地维护了帝国统治百年。
一个浅而易见的事实是如果藩镇当真是朝堂中枢必欲除之而后快之物，唐朝就根本不会在河朔三镇与朔方等旧藩镇之外，又不停在江淮、汴梁、剑南这些战略重地增设新藩镇了。因安史之乱，河西、陇右没于吐蕃；安西、北庭被隔断交通，坚守四十余年后亦没于吐蕃回纥。人口也从盛唐时的九百万户降低到五百万户，国力大损。
四方异族侵攻，中枢权威不复，河朔地方实际割据，地方上那些包括那些平乱功臣、安史余部在内的骄兵悍将横行，这种情况下，初唐、盛唐时的中央集权体制已不合时宜，难以为继。因此推广藩镇制度，分权地方，广设节帅来共治天下，对中枢当然是不得已，但同时也适应当时的国家形势，实有其有合理性与必然性。
在经历建中兵乱、元和削藩、长庆销兵，中枢和地方多年博弈，朱泚李希烈这样公然称帝的藩镇被诛杀，最桀骜的河朔三镇亦不过划地自守，再无造反甚至取代唐朝之野心， 终于达成了契合双方共同利益的平衡，在国家内部大体上保证了百余年的和平期。
而中唐藩镇问题的核心，不在那些节帅，而在他们麾下的骄兵。这些全无畏上之心、忠诚之念的骄兵，陡然裁撤势必激起大乱，以中枢财赋供养亦是无底洞；因此地方藩镇对帝国的稳定起实际到了一个很好的缓冲作用。否则这些骄兵就不是整日闹响、杀立节帅，而是和五代时那样直接换皇帝了。事实上大多数节度使们过得并不舒心，绝非人们想象中割据自王的诸侯；相反，要时时看手下大头兵的脸色，被以下犯上甚至被驱逐、被杀死、被灭门都司空见惯。可以说他们也是当了朝廷应付这些骄兵的减压阀、替死鬼。 所谓“爵禄、废置、杀生、予夺，皆不出于上而出于下”，“由是为下者常眄眄焉伺其上，苟得间则攻而族之。为上者常惴惴焉畏，苟得间则掩而屠之”绝大部分藩镇但求管理地方的权限父子相承，得到中枢认可，并无推翻朝廷或兼并其他藩镇、扩大版图之野心；很多节帅都自愿解除权柄，亲身入质长安，但求为一富贵闲人，则平生足矣，同样也是这个缘故。
中唐体制是南方设置观察使，用南方的赋税去养北方的藩镇，北方的藩镇同样负担者为国家抵御吐蕃、回纥、契丹等异族的责任，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王国。 朝廷的大部分政令包括两税法这样的重大改革，同样通行于各藩镇。而朝廷历次科举后中第者，也能顺利在藩镇任职。
最具独立性的河朔三镇，以地相传，父子相承，唐朝中枢不能干预其继承和内务，但毕竟还是汉人节度和兵士为主。所谓“河北胡化说”，从司马光到陈寅恪，指的都是当地占绝大多数的汉人，在和内迁胡人的混居中，变得和胡人一样尚武轻文、不读诗书、桀骜不驯、强悍难治；其地域民族认同感也一直是汉非胡，而不是一些一知半解之人以为的那样，当真变成了胡人。
实际上各藩镇在抵御吐蕃回鹘以及南诏契丹等异族，维护与收复王朝基本版图，同样功绩卓著。在吐蕃占领河湟，兵锋一度打进长安的逆境中，大唐天子亲守国门御边，中枢据守长安，坚持不东迁洛阳；神策军与各藩镇每年轮流秋防，剑南、凤翔、朔方诸镇百年里俘斩吐蕃军以数十万计；终于遏制其野心，令其夺取关中与巴蜀、进占中原的野心不得实现，因此内部矛盾滋生，这个雪域高原空前绝后的强权终于在宣宗时彻底土崩瓦解，宣宗趁机复河湟三关七州。同时河西汉民大起义，义军首领张议潮亲身至长安为质，举甘凉十一州重归版图，朝廷设置新藩镇归义军以赏其功，而非直辖中枢，亦在情理之中。
回鹘汗国惨败于黠戛斯，十五万人西迁西域，三十万人其及可汗王庭南下，以归附之名索取唐朝天德军为据点，意图复兴。对这种落水狗，即使是中枢力量已经衰竭的晚唐政府，在一代名相李德裕的调度下，仍毫不客气地调集北方各大藩镇加以围剿；其中大部分被瓦解后归降，剩下的死硬派约十万人，及其可汗一起，被唐军攻灭于杀胡山。回鹘汗国就此灭亡，回鹘乌介可汗的人头也成了大唐战利品。
南诏侵攻时，亦是名将高骈先镇静海军，收复交趾，俘斩四万；又移镇西川，俘斩超过六万，令其国力空虚，幼童为兵，妇女耕饷，屈词请和，再难为患。此外，唐朝宦官集团在中枢虽可大权在握，为立帝定策国老，但出外到地方时，权力却受藩镇相当程度监管，因此唐朝宦祸对天下百姓的实质危害性有限，远较中枢一呼则地方百应、生祠遍起为轻，正是藩镇的制约之功。藩镇互相征战兼并，其实是黄巢之乱中枢权威崩溃后的事了，朱温成功兼并其他河南藩镇，南衙北司一齐被摧毁，帝国三根支柱尽去，则大唐亡矣。
之后的宋朝，能解决骄兵与藩镇问题，同样是经过中唐与五代之后两百年无数帝国精英的探索与实践的结果，从来不是赵匡胤简单地搞个杯酒释兵权，节帅们就可以乖乖听话的。宋承唐制是宋代大臣的普遍共识，宋朝的大部分行之有效的制度都可以在中唐之后的探索找到其端倪，这绝非空泛之谈。 而每次换皇帝则厚赏禁军，不得不背负上沉重财政负担；包括宋开国战争中屠江州、屠成都的滥杀，正是唐朝五代骄兵现象的余波，也是帝国转型期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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